那豆花已经不能叫豆花，更像是一桶冰冷的、放弃了挣扎的白色石膏。

手电筒的光柱在桶沿颤抖，映出老杨布满沟壑的脸，那张脸比桶里的豆腐还要凝固。

他那双做了一辈子豆腐、被碱水泡得发白起皱的手，死死攥着三轮车的冰冷扶手，像在抓住自己正在下沉的人生。

昨夜的暴雨不仅冲垮了电线，也冲垮了他一天的生计。

更糟的是，那声断电前的巨响，是执法队的电棍砸在他那杆老秤上发出的。

秤杆当场断成两截，黄铜秤砣滚进了泥水里，再也找不见。

陈景明赶到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。

空气里混杂着雨后的土腥、豆制品的微酸和一种无声的绝望。

他没问“怎么了”，因为一切都写在老杨佝偻的背影上。

老杨缓缓抬起头，看到是陈景明，干裂的嘴唇动了动，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：“他们说，我是‘重点管控对象’。”他抬手，用铁皮桶盖费力地盖住那桶废掉的豆花，动作像是为一个死去的亲人合上棺材。

“可我卖的不是豆腐，是一家老小的命。”

陈景明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被雨水打湿又晾干的纸，是镇执法局驳回老杨申诉的回执，皱巴巴的，像一张被揉搓过无数次的脸。

上面的官方印章刺眼地红着，理由是“多次违规占道经营，影响市容市貌”。

就在他的目光触及“违规”二字时，一阵尖锐的耳鸣袭来，眼前老杨的身影瞬间变得模糊。

一抹猩红的光晕，如同舞台的追光灯，毫无征兆地笼罩在老杨花白的头顶。

光晕中，五个黑色的、印刷体般的汉字缓缓浮现、凝实——【顽固钉子户】。

这标签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审判意味，冰冷、强硬，仿佛昭告着这个人的一切挣扎都只是徒劳的顽抗。

陈景明的心脏猛地一抽。

他下意识地闭上眼，想甩掉这诡异的幻象，脑海里却不受控制地闪回一个画面：许多年前一个下雪的清晨，他那个瘦小的妹妹，端着一碗滚烫的豆浆，小脸冻得通红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给他送来，嘴里呵出的白气和豆浆的热气混在一起。

“哥，你忘了谁给你送过热豆浆？”一个细微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，像是记忆深处的回音，又像是某种指令的低语。

太阳穴传来一阵针扎般的剧痛，一股温热的液体从鼻腔滑落，滴在他的手背上。

是鼻血。

但伴随着剧痛而来的，却是一段异常清晰的指令，像代码一样刻入他的意识：“换标签，藏人。”

同一时间，李娟正牵着儿子的手去柳屯小学。

路过菜市场入口，她看到往日最热闹的豆腐摊前空空如也，而旁边几家卖早餐的铺子前，居民们排着长队，脸上写满失望和焦躁。

“今天没豆腐脑了？”“老杨头呢？”“听说是被城管赶走了，东西都扣了。”议论声此起彼伏。

李娟的心沉了下去，她不动声色地拿出手机，将这幅场景录了下来，配上一句“当一个卖了二十年豆腐的人消失，我们的早餐还剩下什么？”，发进了“麦田写作课”的妈妈群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当晚，群里几位最活跃的妈妈自发组织了一个名为“早餐支援计划”的行动。

她们约定，从明天起，每天由不同的人轮流在家蒸好馒头、煮好粥，分装在几个饭盒里，送到老杨家。

为了避开小区门口和街道的监控，她们把饭盒藏在婴儿车的夹层里，或是塞进买菜的小拖车底部，由孩子们推着，装作玩耍，沿着监控死角穿行。

李娟在当晚的教学日志里写道：“他们想用恐惧让我们变成孤岛，但我们偏要用最温柔的方式，重新连接成大陆。”

合作社的大院里，烟雾缭绕。

王强把剩下的半包烟拍在桌上，召集了所有骨干。

“从明天起，老杨的摊子，咱们轮着出。”他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，“每天换一个人，用自己的身份证登记。张三去一天，李四去一天，谁也别连续出现超过两天。人脸识别？我让他识个够！”

新来的会计小刘有些犹豫：“强哥，这风险太大了。万一被查到冒名顶替，连累的是咱们整个合作社。”

王强冷笑一声，指了指自己额角一道浅浅的疤：“当年我在工地，为了多拿一份工钱，揣着三个人的考勤卡去打卡，跟工头斗智斗勇的时候，你们还在家数砖头盖房子呢。风险？最大的风险就是眼睁睁看着自己人被欺负死！”

会后，他独自一人拎着两瓶白酒和一袋猪头肉，找到了住在镇尾出租屋的执法队员小张。

几杯酒下肚，这个白天耀武扬威的年轻人，眼圈红了。

他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汇款单，上面是三百八十块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