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将最终生成的文件命名为：“麦田协议v1.0”。

他知道，这些曾用来建造摩天大楼的知识，终将成为重建乡土的砖瓦。

上海市妇联大楼，李娟递交了《关于本市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体系的调研白皮书》的终稿。

她特意在附议中，大胆建议设立一个由政府、平台企业和公益基金三方共建的“流动家庭缓冲基金”，为遭遇突发变故的灵活就业家庭提供短期无息贷款和法律援助。

几天后，她拿到了领导的批注，红色的字迹苍劲有力：“理想丰满，财政紧张，需从长计议。”

她没有像过去那样据理力争。

她知道，冰冷的数据和条文，永远无法穿透预算报表的壁垒。

她向上级申请，组织了一场特殊的“一日主妇”体验活动。

她邀请了包括那位批注领导在内的几位机关干部，让他们带着自己上小学的孩子，只带两百块现金，去完成几项任务：在早高峰挤一小时地铁，去人满为患的菜市场为一家三口规划一天的菜钱，去儿童医院排队挂一个专家号。

活动结束时，天已经黑了。

那位曾写下“财政紧张”的副局长，在地铁站门口，看着自己累得睡着在怀里的女儿，眼睛红了。

她哑着嗓子对李娟说：“在菜市场，我为了五毛钱一斤的差价，跟摊主磨了十分钟。我女儿悄悄问我，‘妈妈，咱家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？’我……我答不上来。”

三天后，关于设立“缓冲基金”试点方案的红头文件，悄然下发。

回家的路上，李娟接到了母亲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泥土的芬芳：“娟子啊，惊蛰过了，地里的草都冒头了，该翻土耕种了。”

往年，她总是回答“妈，我忙”。

但这一次，她握着电话，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灯火，清晰而坚定地回答：“妈，我订了春分的票，就回去。”

那个暴雨夜，房产中介小周醉酒驾车，失控撞上了路边的灯杆。

安全气囊弹出的瞬间，他公文包里数十份厚厚的法拍房合同散落一地，像一群失去主人的白色蝴蝶。

巡逻民警在勘查现场时，发现他紧紧攥在怀里的，不是手机钱包，而是一个被压得变形的背包。

背包里，藏着一张被塑料膜仔细包裹的泛黄照片——照片上，一个面容憨厚的男人，站在一片拆迁的废墟前，笑得有些局促。

照片背后，是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：“儿子，爸没本事，就盼着你在城里有自己的房，爸就安心了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额头贴着纱布的小周，主动找到了王强的工坊。

他递过来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，上面是某国企一处闲置仓储用地的长期租赁权转让信息，位置绝佳，租金低得不可思议。

“这个仓库，能当你们的育苗基地和农产品中转站。”他的声音沙哑，带着宿醉后的疲惫，“我不收你中介费，信息就算是还你昨天那段录音的人情。”他顿了顿，看着远处正在翻整的土地，轻声说：“就一句，别让房子，再变成吃人的怪兽了。”

陈景明最后一次走进陆家嘴那栋熟悉的写字楼。

电梯光洁的镜面里，映出他穿着一身旧工装的身影，与周围西装革履的精英格格不入。

他能“看”到，自己头顶的标签在忽明忽暗地闪烁：【外包员工】、【临时驻场】、【可替代性极高】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不再像过去那样试图反抗或辩解。

他只是集中全部意念，将右手食指轻轻压在胸口的工牌上，在心中默念：“我，不存在。”

指尖传来一阵熟悉的、被抽空般的刺痛。

瞬间，头顶所有灰色的词条，如被风吹散的烟尘，消失无踪。

当他背着装有个人物品的包走出大楼时，门口的保安甚至没有抬头看他一眼，更没有按惯例检查他的背包。

在大楼的智能安防系统里，他已经被自动识别为权限清空的“无关访客”，一个透明的影子。

他在街角那家他吃了三年的铺子里，买了三个肉夹馍，坐地铁回到了资料馆。

王强正带着人平整屋顶，看到他回来，一把抢过一个馍，狠狠啃了一口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狗剩，我给你在粮仓屋顶留了块空地，回头把‘麦田协议’里的太阳能板技术搞出来，咱自己发电！”

李娟也刚到，她从包里拿出一团新绕好的毛线，笑着接口：“我妈电话里说，今年村里养的羊，羊毛特别好，织出来的毛衣，格外暖和。”

三人相视一笑，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夜，分吃一根快要融化的冰棍。

城市里的伤痕、焦虑、疲惫，在这一刻，都被这朴素的对话和未来的图景轻轻抚平。

春分前夜，三人并肩站在黄浦江边。

对岸的陆家嘴依旧灯火璀璨，像一座永不陷落的黄金城。

但他们的目光，已不再是仰望。

陈景明拿出手机，当着他们的面，一个一个地删除了所有银行、股票和理财的app，手机屏幕上，只留下一张照片——水泥地砖的缝隙里，一棵倔强钻出的、结着瘦小穗子的野麦。

王强点燃一支烟，深吸一口，然后缓缓吐出。

那一点猩红的火星在夜风中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，飘向漆黑的江面，宛如一只迁徙的、承载着记忆的萤火虫。

“我们不是逃回去的，”李娟轻声说，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，却异常清晰，“我们是带着在城里受的伤，回去找那片麦田治病。”

远处，渡轮拉响了悠长的汽笛。

第一缕熹微的晨光刺破云层，掠过冰冷的江水，照在他们脚边的地面上。

那里，三张并排摆放的火车票静静躺着，出发时间的一栏，清晰地印着两个字：

春分。

而在那个已被世人遗忘的数据中心废墟深处，老周多年前埋下的那块硬盘，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指示灯微弱地闪烁了一下。

一行绿色的字符在沉睡多年的屏幕上缓缓滚动：“播种者协议…已激活…正在启程…”

回到资料馆，陈景明在打包最后一箱从上海住处搬来的私人物品时，动作忽然停住了。

他拨开箱子里那些旧照片和信件，手指最终停留在了一个牛皮纸的密封档案袋上。

这是他特意从所有文件里单独抽出来的，袋子上没有写任何字，只在封口处用红笔画了一个小小的五角星——那是他和儿子之间的暗号。

他记得，里面装的是儿子从幼儿园到小学，所有学校和机构出具的测评报告。

他一直没敢仔细看，而此刻，他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，想要撕开它，确认一些被自己长久忽略的东西。